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央视纪录频道承制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纪录片讲述了习仲勋的生平，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家，习仲勋对人民作出的贡献是无以衡量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继承习老的精神，更要通过实际行动将他的事迹与精神发扬光大。
一、防“左”纠偏，边区土改保护爱国民主人士
1947年3月，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之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由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的土改试点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而全国土地会议中不仅未予纠正，反而又把反对右倾作为主要内容。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对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减少了土改的阻力，也增强了他们继续跟党合作的信心。
二、争取项谦，平息叛乱巩固民族团结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有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前由于经济、政治和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的形势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特务的煽动支持下，青海、新疆的大小叛乱很多，土匪横行，殃及无辜，严重破坏和扰乱了西北的和平与稳定。习仲勋以敏锐的眼光，最早关注疆藏问题。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为稳定西北开发西北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争取青海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的统战理论在西北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争取项谦归顺的工作，从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长达两年七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项谦对投诚态度始终游移不定，反复无常，曾经几度归顺，但不久又反叛。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多次深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习仲勋多次指出：“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显然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的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还不忘开玩笑：“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曾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习仲勋对民族统战工作做出的贡献。
三、三次批示，解决非党知识分子问题
在“文革”中，统一战线备受冲击，几陷瘫痪。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我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发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习仲勋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重视非党知识分子统一战线问题。在实践中，他也身体力行,广交党外朋友，坦诚相待，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都是习仲勋非常要好的朋友。
此外，关心侨务，落实政策创办经济特区，是习仲勋成功运用统一战线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又一成功范例。关心侨务工作，对海外统战工作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稳定了广东的形势，又促进了广东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强了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感情。对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视，这对广东乃至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习仲勋以自己的方式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习仲勋的丰功伟绩，深入研究习仲勋的革命理论，认真学习习仲勋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习仲勋的光辉事迹，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培养和造就大批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族、忠诚人民的党员干部队伍和新型公民，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梦”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徐培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