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心即我心，与党同心”，这是伴随我一生的信念。党心，即党的纲领；我心，亦即对党的纲领的认同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将党心比作我心，以硕大比渺小，类东方生滑稽之流，本不该搬上这严肃的会场，这实在是我的特殊人生使然。

一、对党的朴素感情
中国共产党诞生91年了，我生命的80%时间是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走过来的，“共产党乳汁哺育我一生”，时时鸣响于心底的最强音。“共产党好”，是我幼年耳濡目染的事实，刻在脑海里的印象。苏北农村，穷乡僻壤。但是，英雄的柴米河畔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县大队保护老百姓跑返；鬼子缩回炮楼，县大队又守卫老百姓安居乐业。1941年春，我的生命就降临在这样的地方和背景下。从大人们的话语中、眸子里，我分明看到、听到 “共产党好”的普遍赞誉。土地改革前，母亲贫病交加，过早离开了人世。土改时，8岁的我名下曾有4亩地的记载，还分得棉衣。光着脚丫长到八、九岁，第一次享受到穿棉鞋的温暖，我跳跳蹦蹦好几天。作为翻身农民，共产党的这份恩情已深深根植在我心里。共产党更大的恩情是让我这个没了娘的放牛娃得以上学读书。后来，循着书籍的阶梯，我又一步一步走进读书人行列，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生。让我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是从共产党的纲领和艰苦卓绝的战斗史中吸吮党的乳汁。这就是党心即我心朴素的情感基础。

二、理论上对共产党的认同
在海州师范学校，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眼前便出现一片灿烂的世界。《宣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真谛，创立劳动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同时，“两个决裂”也进入我的脑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宣言》最后庄严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并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作为热血青年，特别对共产党怀有朴素感情的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学子接触这样的书，心中涣然出了一个灿烂的世界，认定这就是真理，颠扑不破的真理。再说，老革命家惠浴宇也曾是海州师范学生，还是我的灌南县老乡。学习老前辈，走革命道路，时时撞击着我的情愫。成人以后，学习不断深入，形势不断变化，思想也在不断成熟。《宣言》哺育了中国共产党，也奠定了我的人生观。直至今天，《宣言》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活水，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宣言》的现代版和新的形态。从朴素情感，到理论认同，我的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在我教书生涯中，文史兼教，又教学相长，不断地从中国共产党光辉战斗历程和无数共产党员的英烈形象中汲取精神营养和做人的榜样。且不谈白色恐怖下的建党，那是改变中国命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举；也不谈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那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战争奇迹；铁流二万五千里，更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跳出蒋介石企图剿灭革命的“铁桶 ”计划，战胜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爬雪山，过草地种种艰难困苦，一路撒播革命火种，实行战略大转移的人间涅槃；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共产党用武装的革命攘外安内、改天换地创世伟业。尽人皆知，这是铁与血铸就的历史。这历史，让我的心灵无数次震撼，共产党真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人民的救星。她挽民族危亡于既倒，救生灵于涂炭，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力和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更让人们为之倾倒的是，共产党一次次战胜敌对势力的毒计和革命队伍内部变节分子的暗算，又一次次剜却自身机体上的痈疽，永葆青春的活力，让人民无限信赖，跟着共产党，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指日可待。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心永远向着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乳汁哺育了我一生”确实是我心底里的最强音。

三、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说到这里，不免汗颜。至今，我仍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既是自谑，也是一种自律和坚持，或者说，是我人生的一次裂变。曾经的决心，“无论如何要参加共产党，追寻共产主义到永远”；参加民主党派以后，在追寻共产主义理想不打动摇前提下，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从哲学角度讲，这就是“和而不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是“和”，参加民主党派，是“不同”。中国历史上被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只有鲁迅一人，他是新文化旗手，骨头最硬，横眉冷对千夫指，那支与敌人战斗的笔，胜过投枪、匕首。我呢？终身布衣，一介教书匠，书呆兼率真，桀骜不驯，一直象个掉书袋，对马列著作囫囵吞枣，似患了政治幼稚病，甚至像个中国的堂• 吉可德。我一直在反思，性格上的独立，思想上的自由，这在极“左”时期，属于另类。在基层，入党，大多是挑选领导人的“贴心小褂”，我的不入围是必然的。组织上 入不了党，那就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不是鲁迅那样顶级的人物，仅仅是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好老百姓，简单说，就是做好自己吧，算是自律或坚持。“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永远未“达”，一生唯“穷”，自律和坚持相伴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跟定共产党，如同望着灿烂的北斗，永不迷航。最后参加民进，便是这种坚持的结果，“和而不同”，便成为我追求理想的特殊形式。参加民进，是组织形式上的“和而不同”。民进是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1945年12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葛志成本身就是共产党员，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雷洁琼等领导人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学者、教授，曾经在党的领导下冲锋陷阵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民主革命战线上，与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民进又是文化界、教育界为主界别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参政党，积极参加国家管理，精英云集，灿若星斗。我认定，参加民进，也就靠近了党。1987年，我光荣地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员，政治上找到了生命的归属。在而后的社会活动中，接触许多党派同仁，了解到不少的同志的经历都和我相似，都是性格上的不合时宜被挤到民主党派中来，曲线追求真理，与共产党同心不同派。“心”，都是《共产党宣言》的主张；派，都是紧跟共产党走的民主党派，现在叫参政党，形成 “和而不同”的参政议政队伍。一些铮铮铁骨，敢讲真话的好同志被基层“左”兄挡在门外，是党的事业一大损失；矢志追寻共产主义理想的党派同志做共产党诤友，成为共产党“整衣冠”的一面面铜镜，又是件大好事。“和而不同”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优良的政治生态环境。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 子路第十三》，“君子和而不同”，因“和”而贵，因“不同”而精彩。今天的世界，多姿多彩，人们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统一。“和而不同”， “和”，是统一；“同”，是相同、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非表面上的相同和一致。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小人”组成对立统一的人群。君子是社会的主流，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亿万人民都是“君子”；“小人”不多，却非常厉害。因为表面上的“同”，掩饰内心的“不同”。历史上，以林彪为代表的一系列“小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例如，1963年1月召开的扩大到县委书记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原本是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检查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毛泽东说，中央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其实就是一次“罪己”大会。倘若大会开成，中国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会议第3天，林彪跳出来讲话，首先对三面红旗给予极高评价，称现在的困难是在“付学费”，而之所以要“付学费”，“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致使以“罪己”为目的的大会发生突变，个人崇拜、极“左”思潮更加猖獗，将说假话、阿谀奉承发展到至极，严重地败坏了党风，也败坏了民风。后来，正是这个林彪阴谋篡权败露而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林彪事件生动地诠释了“小人同而不和”的内涵，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面镜子。小人的“同”，是表面的，伪装的；小人的“不和”，是包藏祸心的，最起码，在说假话、顺杆抹的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私心和目的。
孔子的“和而不同”，乃中国人超凡的政治智慧。可以说，这也是今天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而不同”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个人修养而言，高明的人，总是与他人和睦相处，但是，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他人。因协调而不重复、能和谐、会包容，在丰富多彩中处之泰然。作为一个党，一个大国执政党，一个奋斗了91年有着极其丰富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几十年来将统一战线当作克敌制胜法宝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会秉持“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

四、以一支笔参政议政
民进25年，是我生命最灿烂的时期。我心情舒畅，以一个共产党员忠于党的那份赤诚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民进会员，积极参加组织活动，以一支笔参政议政，并且被第6届民进淮安市委会聘为参政议政调研委员会副主任，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社情民意，纂写大量的信息、宣传和理论文章，发表在《中国统一战线》、《民主》、《江苏民进》、《团结报》、《同心圆》等种报刊杂志上。
文章分两大类。一类是与党“同心”、“同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应命写了《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学习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体会》，发表在1998年8月25日出版的《淮阴社会科学》季刊上；党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与展望》就刊出在2000年3月号《江苏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我就认真地研究了陶行知和叶圣陶教育思想，写了长篇论文《谈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发表在1993年3月号《中国陶行知研究基金会会讯》上 。当时的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读了此文及三份附件，让民进中央办公厅给来信，鼓励我为陶研作出更大贡献。《勇于实践叶圣陶“为人生”的教育思想，努力构建中国现代教育的坚固根基》，两次参加叶研会都获得了一等奖，收入会议论文集。新近又写了《“为人生”，叶圣陶教育思想在当代的最大价值》，参加研讨会，也收入论文集。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发表后，我写了《三中全会的农村新政，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里程碑》发表于2009年第2期《民主》。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我在工作任所给全体师生作抗战史的主题报告。纪念长征胜利75周年时，我在《淮安民进》上发表《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奉献给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些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大加赞扬、歌颂、宣传，是为“和”。
另一类是杂文，主题广泛。颂扬香港回归的有《体验强大》、《香港回归还我愿》，分别发表在1997年10月号《民主》和1997年6月29日《教师报》。颂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为人民的有《纤夫》，发表于2004年1月周恩来研究会主办的《觉悟》创刊号。抨击日本侵略的文章，每逢“8•15”总要写，如《警钟长鸣》，发表于1997年12月25日《工人日报》。针砭时弊的杂文就更多了，散见各种报刊杂志。影响最大的一篇是《钟馗失节的悲哀》，亟形象地勾勒出贪官污吏 的丑恶嘴脸，作为打鬼英雄的钟馗，却为小鬼撑起保护伞。 我将针砭时弊文章戏称为“小骂大帮忙”。“小骂”，就是骂贪官污吏；“大帮忙”，就是大处、方针政策上肯定、颂扬共产党。这就是我以一支笔的参政议政方式，“和而不同”。

五、做合格的民主党派成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为什么有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的社会作用是什么？这是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透过历史风云，我们分明看到，今天作为参政议政党的民主党派，都是曾经与共产党一起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统一战线中浴血奋战成长起来的政党或团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于1948年1月1日，主要创始人为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他们是中国国民党中的左派，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我所在的党派，也是非常热爱的组织，前面已经介绍，不再赘言。
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3月19日秘密成立于重庆，名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张“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与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5月，与个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民盟主席为黄炎培、张澜等。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1948年响应共产党“五一”口号，派代表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主任委员黄炎培。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成立于1930年8月9日，当时的名称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明确提出以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农工为主体的平民政权。1935年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劫匪委员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总方针。1947年2月，在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其创始人、主席邓演达1931年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时年39岁，史称“铁血丹心”。
中国致公党，以华侨、归侨中上层人士为主，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维护华侨权益。1947年5月，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拥护共产党的“五一”口号，与共产党真诚合作。
九三学社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参政党。抗日战争后期，重庆的一批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在重庆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来，纪念9月3日抗战胜利，改建为“九三座谈会”，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九三学社”，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充分发挥知识优势，实施科学兴国。著名学者许德珩、周培元、吴阶平是他们的擎旗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由台湾省人士组成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治联盟，1944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支持台湾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台盟总部1949年迁回大陆，初设北京，后转上海。谢雪红（女）蔡啸等是早期领导人。
其他容我不一一列举。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记忆，说明中国的民主党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浴血奋战，甚至牺牲性命。然而，这些“同”，都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非表面上的相同和一致。他们在具体问题上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有时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例如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一肩担任两个党的领导责任，是共产党的诤友，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窑洞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周期律。真心实意提醒共产党人胜利时不能骄傲，要牢记政权兴替的三个特点：周期性、普遍性、迅疾性。1949年3月，毛泽东在进北京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著名的“几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直至今日，仍言尤在耳。更早的向毛泽东大胆进言的是李鼎铭先生。1941年，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变为共产党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有力措施。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意向。其实，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远比国家主席这礼仪上的职务更实际，更重要。终身制是绝对权力，任期制是相对权力；终身制领导人言行往往不受约束，说一不二；任期制权力要受各种因素制约。列宁、斯大林是终身制，铁托也是终身制。毛泽东仅仅辞去国家主席，其实仍然是终身制。时任民革中常委的陈铭枢抓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契机，建言毛泽东结束领导人终身制：“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在也。”
建国后，共产党牢牢地掌握了国家领导权，还要不要保留民主党派，曾一度莹飞短长。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讲话，给这个问题以明确回答：“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精光，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这便是不久后提出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的出处，同时也奠定了民主党派参政党的政治地位，也营造了“和而不同”的优良政治环境。今天的领导人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针，这也是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胡锦涛说：“历史和实践证明，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体制和政治协商最鲜明的特质，是我们不断取得革命、改革胜利的有力保证。”作为“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和而不同”的诠释，6月15日，温家宝总理向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颁发聘书时强调：“要鼓励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和创新，要讲真话，听真话，善于从各种声音里汲取智慧。”特别强调，“领导者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我不揣冒昧，利用这个机会，向共产党建言：全党重新阅读党旗，读懂“镰刀斧头”图案的深刻含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的伟大目标：“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只有牢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才能避免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悲剧在中国重演。以史为鉴，执政党一定要经常，甚至天天在这面镜子面前整衣冠。

共产党人求真，求实，求同心；民主党派求真，求实，亦求同心；我将党心比作己心，矢志不移追随着党和民进，求真，求实，求同心。“朝闻道，夕死足矣”。 我这篇文章，称不得论文，仅仅是学习心得，或者说，是心与心的呼唤，就教于统战理论大家。